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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无根×身份危机■语言‖行为‖传统‖信仰‖道德‖法律‖文化‖艺术■构建形象×塑造身份■修饰即掩饰Le Corbus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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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琨艳  

2006-09-26 10:21:06|  分类: 立面:Space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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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琨艳,设计师中的传奇人物,1951年出生于高雄一个普通家庭,就读农专,硬着头皮熬到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登琨艳被享誉台湾建筑界的名师汉宝德先生相中。于是,他当了两年建筑系的旁听生,然后进入汉先生主持的汉光建筑事务所,自称为“台湾最后学徒”。十二年后的1985,登琨艳离开师门,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设计了“旧情绵绵”“现代启示录”等后现代风格的设计,声名大噪,一时成了台湾众多媒体追逐的对象,出名后登琨艳却很难再安安静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于是,他选择了“出走”。他到了上海,在上海一住就是10多年,做了很多精彩的设计,依然得到媒体喜爱,被人当作“新上海人”,又和余秋雨、陈逸飞一起被称为所谓“海上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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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性格之下追求“无我”境界

杨树浦路2200号,上海电站辅机厂,自登琨艳在此安营扎寨而后访客络绎不绝。到门口的时候,门卫很快已经看出了我们的来意,熟练的指明了方向。
铁锈斑驳的扶梯已经不再匆忙,绿色布满爬山虎的墙面充溢着生命的宁静,掩盖了曾有的工业气息。大厂区由20多个近代厂房组成,如今,这里即将迎来另一种年轻,工业旧建筑将被再利用,改建成上海创意(亚太)设计中心。像所有大厂一样,冷峻的建筑间,是幸存于城市开发进程之外的几十年的绿荫,所以反而有了别样的安然。走一段,面前是两层的厂房,一层挂着巨大的竹帘,门前是旧木料拼成的工作台,四壁是巨大的落地门,大多敞开着,登琨艳就在这个未完工的房间里面和一群设计界的朋友谈笑着,他们坐在藤椅上,喝着易拉罐的啤酒和雪碧。
一会儿那群人搭着一辆吉普离开了,我们正打算过去打招呼,一个设计师又把登琨艳叫去对面的工地了。 无奈,我们开始了“自行参观”,转到后面一个清静的院落,地面是旧瓦铺成的,用细沙来填平缝隙,竹架子上挂着鸟笼,一如苏州河边的大样工作室,有点禅意的布置。桌边,登琨艳已经在那里改图了。

 

访谈
1 “在工作中我是一个暴君,在生活中我是慈祥的老人……”
曾经接触过两位登琨艳的好朋友,《移居上海》的黄玉枝主编说他是一个想法很多,思想前卫,有着大理想的人,强烈的个性和工作上的严格,使得他不容易与人合作。另外一位年轻的经理却和我说他很随和,很容易相处。登琨艳对此的回答是,看你的人就好像在你身边不同角度摆放着的镜子,它们所映射出的只是你的一部分。在工作的范围之内,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暴君”,喜欢忙碌的工作,而且专业态度严谨,若是自己的设计师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话,他会掉头就走,甚至不愿意花时间去沟通,所谓“道不同,何以谋? ”;但是在生活中,登琨艳说,“那我简直就是一个温柔慈祥的老人,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说着,他温和的笑了。
2 “我的理想:小我,大我,直到无我的境界……”
说到理想的时候,登琨艳表现出一种平和与执著。五十知天命,对于年过半百的他来说,心态已经趋于平静,即使年轻时候的很多理想没有都实现,也得到了时间的历练。“小我”拘泥于一座座房子的建造,“大我”躬身于旧城的保护,而“无我”的状态则是登琨艳此时最大的理想。他说,格罗皮乌斯没有一幢享有盛名的建筑作品流芳百世,但是他创办了包豪斯,开创了一个建筑的时代,正如孔子并没有亲手写就的书卷,但是其思想却影响了我们几千年。也许这就是登琨艳向往的“无我”的状态。过去十年,我们都知道登琨艳是一个建筑师,但没有盖自己的房子。在城市化进程中对旧城老房子的破坏让他痛惜,作为一名“城市的建筑师”,他希望用自己的专业观点去调整这一现状,这被他称之为“以身侍佛”。可见的例子是苏州河仓库的保护,旧时上海著名的杜月笙粮仓,成了登琨艳的大样工作室。现在登琨艳又投身于黄浦江沿岸15公里的工业建筑群的保护,我们采访的所在地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再次“以身侍佛”,首先进驻了这些未完工的厂房,成为工作在未来上海/亚太艺术家新聚集地的第一位设计师。
我们一边听着装修的打击声,一边听他阐述“无我”的理想。他也要办一所学校,一所没有等级,没有门槛的学校,大学教授与年轻学生一起砌墙,一起探讨专业,任何人都可以入学,任何时间学校的大门都是敞开着的。而事实上,今年八月,登琨艳的“非学校”设计学苑已经开学了,来自10多个国家的60多名学生和10多名建筑设计师,在这里对于如何保护再利用上海工业老建筑开始了他们为期两个星期的短期研讨。相对于在学校里任教,登琨艳显然更喜欢在这里营造他理想中的学校的氛围,也许就像路易·康说的,在一颗大树下,学生和老师围坐一圈,不分你我。
3 “旧砖,旧瓦,是一种讽刺……我可不喜欢这些,我根本就是一个前卫建筑师”
一直以为登琨艳对于旧砖旧瓦有着特殊的偏爱,看他的作品总有一种阅读张爱玲小说的怀旧感觉。可是他却立刻指出了我的误解。他说:“那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一个怀旧的人,旧砖,旧瓦,是一种讽刺,把别人拆掉的拿来用是出于文化保护的观点。我并没有那样的偏爱,你看我的衣服,我的心理状态,就知道我是一个时尚的人,我根本就是一个前卫建筑师,我可不喜欢这些,我想做的是一个创造性的前卫建筑师”。当时他穿着白色的T-shirt, 黑色的休闲裤,充满活力的表情让人忘记了他的年龄。每天清晨,他习惯早起,在旧瓦铺成的庭院里,在三米长的桌子上,勾勒一出处城市腹地旧建筑的也许是迷人、也许是莫测的未来。

后记:
采访地是未来的上海创意(亚太)设计中心,原为始建于1923年的上海电站辅机厂,当初是美国GE电子在亚洲投资最大的电子工厂。厂内一所高大的厂房墙面上至今仍清晰地留着GE的LOGO。在上海电站辅机厂最长的一个车间内(长200公尺),没有一根柱子或隔间,末端直接面对黄浦江江面,曾经是一座货轮可以直接开进来装卸货物的船坞式工场。

此照片摄于未来公寓的阳台上
在一幢临江的房子上可以看见杨浦大桥,听见清晰的汽笛声,这里将是未来的公寓。登琨艳和我们说他从不上网,他说设计的思路来源于生活的积淀,那么,对于日后驻扎在亚太设计中心的设计师和艺术家们来说,也许每天凌晨的汽笛交响乐将进入他们的生活,浦江的清晨将改变他们的日出印象,这些会进入他们的作品,用种种难以预测的方式表达出来。上海作为一个艺术活动场地、艺术沙龙上的大沙发乃至艺术作品的描述对象,正在以全方位的姿态进入着新世纪亚洲的艺术里程。临走,我们问一位正在工作的年轻设计师常去什么网站,他脱口而出:ABBS。这让我们的心情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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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琨艳:留住城市的记忆 延续城市的人文

登琨艳:台湾高雄人,民国四十年生。屏东农专毕业后,到东海大学建筑系旁听,成为系主任及建筑家汉宝德先生手下大将,协助完成许多重要的作品。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奖”,是因“工业建筑保护再生”项目而受到联合国褒奖的全球第一人。先后开设“旧情绵绵”咖啡屋、现代启示录啤酒馆,被誉为台北最具特色与新意的建筑。


    登琨艳在台湾搞出一片后现代的天空后,又到上海发展,十年来先后住过张爱玲、徐志摩、胡适、巴金的故居或邻舍,后又将苏州河畔杜月笙的粮仓改建成艺术家工作室,一时名噪江南。


    主要作品


    1984  旧情绵绵中山段 1985旧情绵绵忠孝店


    1986  现代启示录 1990九歌文学书屋


    1993  五颗星啤酒屋 1997台南艺术学院公共艺术


    1998  纽约假日餐厅 1999苏州河工作室

 

    国际知名设计师登琨艳先生历时半载,前后十余次造访千年古窑址长沙铜官镇,提炼本土元素,以国际化与时尚的超前目光,重构湖湘文化的活泼鲜亮的全新风貌。

 

    这登琨艳先生来大陆工作十多年首例完成的由国内业主委托的设计作品。

 

 

 

 

 

 

 

 

 

新闻链接

 

    新闻背景:9月5日下午,细雨霏霏,千年书院———岳麓书院越发显得尊严静穆,“长沙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学术交流会”就在浓郁的千年古韵中如期召开。

    让城市的记忆再生,是“长沙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学术交流会”的主旨,恰与千年书院的千年记忆无缝对接。国际知名建筑师登琨艳、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应用心理学博士后沈立应邀而来,与省内建筑、规划、文化、历史等领域的专家教授一道,从保护与建设为切入点,共同探讨在城市的改造中如何留住城市历史文化的记忆等话题。

    据悉,此次交流会适逢长沙即将陆续启动太平街等11条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其意义自然十分深远。本报特编辑了登琨艳、沈立和太平街设计规划专家组的发言,以飨读者。

延续城市的人文

    今天在岳麓书院参加长沙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学术交流会,我是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第一次带着演讲稿来。30多年的演讲生涯里,我从来都没写过稿子,这是第一次。在岳麓书院里,我怕讲错话、亵渎先圣。这在将来对我是永久的纪念。

    首先请允许我讲一个故事———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一句话救下了日本两大古城。

    1944年夏天,受盟军司令部邀请,梁思成来到重庆。原来,盟军当时准备轰炸敌占区和日本本土,盟军司令部请梁思成建议,轰炸的时候要保护哪些古建筑。梁思成立即向盟军司令部递交了一张圈了红圈的有明确保护标记的图纸。

    随后,梁思成又说:“还有两个城市我也希望能够保护,但这两个城市不在中国。”美国人当时感到奇怪,即问他是哪两个城市。梁思成说:“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对梁思成的这一建议,盟军司令部没有当即作出反应。

    1945年夏季,美、英等国在太平洋上集结了200多万军队,对日本进行了持续而强有力的轰炸。因为梁思成的嘱托,日本的京都和奈良没有被轰炸,日本最重要的两个有着众多古建筑的古城得以保存。

    由于梁思成先生不记民族恩怨、只表人类良知的大义,留住了日本古都长达几千年的城市记忆,使得日本人把先生尊为古都的恩人。

    关于长沙历史文化街区和太平街保护的问题,我很粗浅地提点个人的建议和办法。

    第一个是去芜存菁。就是把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保留下来,去掉一些无价值的东西。长沙的历史文化街区到底要回归到哪一个年代,这需要专家去确定,然后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保留下来。但是到底什么是有价值的,这需要更多的人去评估。

    第二是原相封冻。就是指一个建筑物,或者是一个街角,只要它还比较完整,虽然破破落落的,但还是有一些价值的,不管人文的还是艺术的,有价值就将其原相封冻。

    第三是记忆再生。当某一个建筑已经损毁到没办法修复,那我们就用原来的材料、原来的技术恢复回去,让其留点传统的记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第四个更重要的办法是人文再续,就是空间再利用的问题。这里有多少人文,需要很审慎地去度量、去把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的“现住民”,他们及其他们的祖先在老街区留下了千丝万缕的记忆,这是这里的人文,是中国老街区的共同特色,这个人文应该延续下去。我希望各位高抬贵手,不要把他们迁移出去,“放下屠刀,你能成佛”。

    把原住民迁移出去,这是很残酷的,也是不道德的办法。空间的置换,会造成一个人文原生态的转换和流失。一个街区真正的魅力不在于建筑本身,而是建筑物的人文延展:谁在这里成长,谁在这里教过书。我希望这些不要被抹煞。

    最后一个是永续经营。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这么快就做出一个决定,城市如何保护与建设,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子孙留下足够大的作为空间。像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是把永续经营作为保护街区的好方法:由原来的居民来经营,你原来卖什么,现在还卖什么。长沙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建设,也应该放眼长远,而不能今天把它租给一个台商经营、明天又把它租给一个港商经营。说不定过几年,他们都要去纽约、伦敦,因为他们不是这里的原住民,总是要走的。他们代表的不是这里的人文,这不是一个永续经营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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