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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无根×身份危机■语言‖行为‖传统‖信仰‖道德‖法律‖文化‖艺术■构建形象×塑造身份■修饰即掩饰Le Corbusier

毕业设计(论文)第一章节  

2006-09-23 01:45:33|  分类: 尾巴:Shadow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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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

 

在这个世界上,像中华民族文化这样一脉相承的,也只有我们自己。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也只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不曾中断。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吧,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我们谈中国传统文化,大体离不开易学,离不开儒、道、释,即儒学、道学和佛学。佛学之所以被称为“释”,是因为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印度佛学,而是被汉化了的佛学,即经过中国千百年流传、演化,被中华文化重新诠释过的佛学。欧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文化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所以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争端,又常常是战争的诱因。在东方,或者说主要是在中国,各种文化互相融通,数千年相安无事,这本身就说明中华文化的巨大兼容性,也正是因为这种兼容性,才成其今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易经和儒、道、释这个主干,是因为它们各自担负着自己的使命,相互交叉作用,共同维持着这个社会的平衡和稳定。台湾学者南怀谨对儒、道、释三家,有一种比喻,他说:“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粮食;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南先生在这里没有谈到易经,如果把儒家比喻成粮食店;把佛家比喻成百货店;把道家比喻成中药店,那么,易经就是超级市场。它就是中华文化的集散地,中华文化的任何一个支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根,并且可以藉此证明自己对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我们姑且不论此种比喻是否恰如其分,至少说明易学文化与儒、道、释文化各司其职,共同维护着中国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繁荣、历史厚重的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是巨大而又深刻的。用之于政治,可以治国安邦,譬如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内用黄(帝)老(子),外施儒术的结果;用之于经济,可以富国强兵,譬如管仲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就是阴阳文化和道家哲学的实践结果;用之于军事,可以百战百胜,譬如中国的军事家,从孙子到诸葛亮,都是阴阳学家;用之于个人,可以修身养性,譬如老庄的“无为”哲学,贯穿于中华文化始终,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实践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用之于社会,可以安居乐业,譬如儒家的天命论,一向被统治者奉为正统,道家的无为观,一向被统治者视为至宝,就是因为它们一贯提倡知足常乐,使人人在社会上自安,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的安定;用之于科学,可以见微知著,譬如许多科学家的发现与发明,都曾经受到易经文化的影响,西方人莱布尼茨的二进位制的发明,美籍华人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发现等等,都有《易经》的影响;用之于艺术,可以美轮美奂,譬如中国水墨山水绘画的写意和抒情,中国书法艺术的出神入化,都曾经陶醉着无数的世界名人;用之于设计,则可以精美绝伦,譬如中国古代的浑天仪、司南等等,都曾经使世界历史为之倾倒……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和妙用,用它来解释宏观世界,可以知道,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用它来阐述微观世界,可以明白,一尺之捶,日截其半,万世不竭。
    中华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也同样是巨大的。我们先来看西方的哲学,黑格尔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这位大哲学家在他的自传中就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辨逻辑定律”,正是得自中国《易经》的启发。并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上,赞叹《易经》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据说,这位西方哲学家后来曾经感叹地说,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列宁曾经指出:“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在这里不仅是对哲学家黑格尔的尊重,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科技的重要作用。

不仅仅是哲学,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中华文化也仍然具有无穷的魅力。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曾以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饮誉全球。他对中华文化不仅仅是情有独钟,而是如醉如痴,他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王国里,已经穿行了很久很久,其贪婪程度,不亚于一头饿极之牛猛然闯进麦苗青青的田园。李约瑟,这位英国剑桥大学岗维尔和凯厄斯学院院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研究莱布尼兹的二进位制数学与中国《易经》的相互关系后,对《易经》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看到他(莱布尼兹)的关于代数语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正如同《易经》的排列系预示二进制一样。”同时,他对易经卦象用于炼丹术极为倾心,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特辟十二消息卦与纳甲、《周易参同契》、外丹说与丹术等章节进行论述。李约瑟博士以自己的实践,对中华文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一座富有的金矿。

也不唯独自然科学,在艺术与设计领域,我们仍然可以见到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在西方艺术设计教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包豪斯,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包豪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中国的老庄学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还把老庄哲学,应用到教学和设计实践中去。有一个曾经在包豪斯的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就是瑞士画家约翰·伊顿(Johannes Itten)。伊顿是包豪斯最重要的教师,他的主要成就是,设计并推出了包豪斯的初步课程。这个初步课程的首要目的在于,把每个学生内心沉睡着的创造潜能解放出来。约翰·伊顿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在其教育实践中,引进了老庄的哲学思想和道教的气功修炼。伊顿给学生讲中国的老庄哲学思想,经常引用《老子》“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类的话。要求学生在做专业训练之前,先要磨练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辅助手段是躯体拉伸、呼吸控制、沉思冥想。伊顿要求学生学习画中国山水画,让学生画山、画水、画树,要求学生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观察与诠释世界。上人体绘画课时,伊顿也大胆引进老庄的哲学思想,他不要求解剖学意义上的准确无误,而要求学生独出心裁地发掘与诠释模特摆出来的各种姿势。伊顿还经常引用老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观点,帮助学生掌握建筑空间理论。伊顿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个性,把学生分为倾向精神表现者、倾向理性结构者、倾向真实再现者三种类型,分别加以不同的指导。这明显源于孔子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思想。

皇皇五千余年中华文化,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但却从未中断,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文化都无法比肩的。曾经盛极一时的古埃及文化,在经历过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的辉煌之后,终于在公元前11世纪沉寂在尼罗河腹地的沙漠深处;曾经建立过法治社会的两河文化,在经历过汉谟拉比法典殊荣之后,踉踉跄跄走过四个王朝,虽然有过新巴比伦王朝的中兴,但最终还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自相残杀中,落日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曾经为地中海点燃文明之火的古希腊文化,在经历过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的辉煌、希腊城邦的繁荣、亚历山大帝国的东西方交流之后,却在公元前2世纪的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折戟沉沙在爱琴海中;还有建立在古希腊文化基础之上,把古希腊文化发扬光大的古罗马文化,在辉煌了上千年,完成了地中海文明的传承任务后,也在蛮族的劫掠下,于公元5世纪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有东罗马帝国的延宕,但那已经是融合了东方文化的拜占廷帝国了。

上面的例证足以说明,在世界上,那些曾经在不同历史时期辉煌一时的文化,曾经为世界文明贡献过全部遗传的文化,都不曾像中华文化这样一脉相承,绵延上下五千余年且保持着丝丝入扣的传承关系。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下,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华民族的子孙,都以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为己任,为荣耀。这种历史使命感,历史荣耀感,不仅为占绝对多数的汉民族所独有,而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所共有。我们姑且不论上古时代先民部族经过怎样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的融合,单就各兄弟民族共同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在中国,曾经有过许多少数民族或者局部,或者全部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但他们从来不曾否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传人。

在北魏的皇帝中,有一位很有名气的皇帝,即历史上一再被后人提到的北魏孝文帝拓拔宏,或者元宏。孝文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统治北魏的时期,不但强调民族融合,而且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顶礼膜拜,《魏书·高祖纪》上说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不仅好汉学,这位孝文帝还在北魏大力推广汉化,把首都也从今天的大同迁到了洛阳,后来索性自己带头,把拓拔氏也改成了汉化的元姓。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占据过统治地位的,还有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虽然他和他的子孙们,没有把自己的上祖追溯到炎黄,但最终也能把自己的根植于中华文化之下。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最终统一了中国本土,成为一代很有些气度的皇帝。《元史·世祖传》说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一个“信用儒术”;一个“以夏变夷”,就说明蒙古族统治者被中华文化所征服。元朝虽然把佛教奉为国教,但却不废儒学和道学。《元史·释老传》说:“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维道家方士之流,假祷祠之说,乘时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宋旧史尝志老、释,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释老传》。”《元史·儒学传》也说:“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可见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维持不足百年的统治集团,也十分看重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分量。

带着一股朝气入主中国的满洲人,对中华文化更是完全接受。应该说,清朝的皇帝,大多数都是很能干的。自从进关,坐上了北京的金銮殿,他们为了打破“胡人统治中原不过百年”的所谓“神话”,战战栗栗,日谨一日,虚心好学,对中华文化虔诚至极。因为有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所以,满族统治者的后人,也都一代又一代地成了汉学名家。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康熙,就是一个对中华文化有着很深造诣的皇帝,《清史稿·圣祖本纪》说他“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 一个“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就说明了康熙对中华文化的造诣之深。

为“康乾盛世”承上启下的雍正,更是强化“满汉一体”,他在亲自审理“吕留良文字狱”一案时,就曾经与“吕留良案”牵扯的主要人物曾静,进行过一场面对面的辩论。他驳斥曾静“满洲人入主中原,是外夷侵略中国”之说,说满洲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自己就是继承中华大一统文化的中国皇帝,而不是建州大营的满洲部落首领。

把“康乾盛世”推上巅峰,也送上末路的乾隆,更是一个对中华文化痴迷如颠的皇帝。乾隆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文学家和艺术家,他通诗文,精鉴别,诸练画史,游戏笔墨,兼擅山水花草、兰竹梅石,他对明代画家沈士充的《仿宋元十四家笔意》手卷之钟爱,就说明乾隆对中华文化与艺术的如醉如痴。沈士充是活跃于明万历至崇祯年间的著名画家,是明朝画坛上“云间派”的代表,他的山水、人物、花鸟,笔墨疏秀,丘壑茜葱,皴染淹润,都是云间派的正传,名噪于当时。沈士充是明代临摹古画的奇才高手,他所仿宋元名家佳作,不独皮毛面目,而有神有韵,风华秀润,惟妙惟肖,神采奕奕,扑人眉睫。特别集14家于一卷,又有明代董其昌等13位书画界名人点评,《仿宋元十四家笔意》是一幅自五代十国,至宋、元、明700余年中国绘画的历史图卷,嗜画如命的乾隆为之倾倒,题诗15段,钤印32方。

上面我们举证了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采取的态度,藉此说明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同时也说明,中华文化千百年的发展和演化,完全是中华民族各兄弟民族共同传承的结果。它在各民族不断融合之中得到发展;同时也在发展中使各民族文化不断得到融合。发展,融合;融合,发展,共同传承,共同创造,这是中华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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